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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来旺 日前，有知名顶级专家在采访中表示，中国不需要爱国主义教育，这在网络上再次引起热烈讨论。 笔者认为，尽管在具体做法上有需要不断改进的地方，但是，完全否定爱国主义教育的观点则是根本不可取的。 据了解，该专家反对搞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依据是：爱国是人们内心自然形成的情感，爱国根本不是教育出来的，跟教不教育没有任何关系；爱国应该就像爱父母一样，是一种天生的情感；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自然就爱这个国家，没有那样的生活环境，就不会爱它；普通人只需要有爱国的情感就可以，不需要为爱国付出任何行动，国家的事不需要老百姓去做什么等。 这些观点很明显都是值得商榷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毫无疑问，这些年来，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也遇到一些新的情况，恰恰要求我们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新形势下，不断开拓思路，以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而不是相反。 事实上，以笔者多年海外多国常驻及考察的经验看，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说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体现出更加巧妙的特色，以润物无声的渗透式教育方式，扎实而有成效。 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早已形成完整系统，孩子从接受教育开始，就注重学习美国历史课程，日益形成“美国最伟大，做一个美国人很骄傲”的理念。 在美国的中小学校里，国旗、国歌、总统画像这些美国国家的象征物，到处可见可闻，几乎每一个班级都悬挂有美国国旗和美国总统的画像，热爱国旗是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美国学校教育活动的诸多关键环节离不开突出体现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而且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贯穿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与环节，体现出系统完善、注重效果、潜移默化、无孔不入的特点。 当《星条旗永不落》的曲子一响起，美国人不管在做什么，都会停下来，一边庄重地聆听，一边把右手放到心口处。 美国是最爱到处插国旗的国家，即使在非节假日的时光里，无论豪华宾馆还是高速公路旁边旅店都高高悬挂着美国国旗，即使在都市空间狭小的小旅馆也不忘在走廊里悬挂着美国国旗。 美国有人感叹到：“我们美国仅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我们需要反复提醒自己，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高举旗帜，振臂疾呼。” 1996年笔者作为全国青联代表应邀在美国考察期间，有几个细节至今没有忘记：丹佛铸币厂的车间里挂着一排排美国国旗；科罗拉多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员集训中心的入口处，循环播放的纪实片中，美国运动员为国争光的动态画面始终在扮演着教育功能。 美国国庆节期间的相关活动、遍布全美各地的历史纪念建筑设施，无不在对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发挥作用。 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有林肯纪念堂、杰斐逊纪念堂、肯尼迪文化中心、罗斯福纪念堂、华盛顿纪念塔等大大小小基本免费的纪念堂，在全美各地也有反映当地历史事件的纪念建筑。美国还有马丁路德金日、总统日、独立日、阵亡将士纪念日以及退伍军人日等公共假日，利用各种节日庆典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美国的电影及好莱坞文化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发挥其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美国政坛上更是不停地上演爱国主义教育的大戏，美国官方通过不同渠道发出明确的信息是，美国必须恢复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 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甚至颁布了《爱国者法律》。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一个名为“1776”的机构，旨在促进美国境内学校的爱国教育，鼓励老师教授美国历史，以此为美国建国250年献礼。即使当前拜登与特朗普的政治对骂中，两人也都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争取民意，并指责对方背离爱国主义精神。 加拿大政府通过对“遗产部”工作的高度重视程度，体现出加拿大爱国主义教育的独有特色。在加拿大，“遗产”并非只具“历史性”，同样也有“现实性”，从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是一个“未来性”的课题（见席来旺：《感受加拿大：来自一位访问学者的调查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无孔不入，加拿大为了保持自己的文化，对美国文化入侵是又爱又恨，因此组建如此庞大的政府机构“遗产部”，相当于综合相关机构职能的大文化部。笔者当年在加拿大留学时看到，加拿大“遗产部”的宣介资料里自豪地宣称：“所有加拿大人在日常生活中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遗产部工作的影响。”在“遗产部”的努力下，加拿大为保护自己的文化颁布了一些法律，规定所有的刊物、电视、电影、广告等，都必须有一定内容宣传加拿大的文化、产品。在与美国的不断交锋中，顽强地维持着加拿大的民族特性。 毫无疑问，人们自然形成的爱国情感是需要、而且也可以进行正面引导和加强的，教育的意义在于使这种朴素的情感具有持续影响力，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而放任甚至误导的危害是需要警惕的。 近年来，笔者在不同场合尤其是向年轻一代发出呼吁，要处理好放眼世界与拥有家国情怀的关系。 拥有家国情怀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与外交工作的前提条件，这对培育增强国际视野与洞察力十分重要，要坚持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换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实践无疑给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带来了更大空间与舞台。国外一些大牌学者，往往具有较强的主动服务自身国家利益的意识。我们有的学者时常在介绍国外理论时相当精通，而联系自己国家的外交实践时却缺少深度缺乏自信。还有人乐于追逐所谓学术定式，服务国家利益意识不足。事实上，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密不可分，个人的学术规划与事业选择要主动服从国家战略，不能单纯地出于个人兴趣来研究，或者只是为研究而研究；而顺应国家发展需要的个人选择，也往往是明智的有前途的选择。 对于当代学者来说，要常怀感恩之心，爱国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要坚定信念、付诸行动，这样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笔者特别强调，当代国际问题研究者要具有使命担当意识，主动呼应时代命题，主动呼应时代召唤与国家需要，实现才学、境界与情怀的统一。